白沙里二首 其二

　　此词见于《陈忠裕全集》，借惜花怀人，寄托亡国哀痛与复国希望。正如题中所示，此词是写“春日风雨有感”。“春日风雨”，是当时所处的环境、节候和气氛，而“有感”则是寄离词人的感慨和情怀。词之起二句，先扬后抑。此时词人举目所见，是“满眼韶华”，一片春光。继而东风乍起，落红遍地。这一顿挫，表现了自然界的变化，从而也折射出时代的变化。陈子龙生当明清易代之际，对明王朝怀有深厚感情。在他看来，明代江山无限美好，正如满眼韶华。可是清兵南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犹如骤起狂风，将万紫千红摧残殆尽。在这里，词人用的是比兴手法。“韶华”（春光）和“红”（花），代表美好事物，代表他所热爱的明代江山和明代人民；而“东风”则是邪恶势力的象征，也隐喻清兵的南下，“东风”一辞作贬义者，古已有之，如陆游《钗头凤》“东风恶，欢情薄”，此处只是移用于词人所憎恶的事物罢了。下面二句，以“几番”照应前面的“惯”字。说明东风之摧残百花非止一次，而是经常如此。“烟雾’二字，补足前句未及写出的“雨”字。春天的风雨连绵无尽，常常呈现烟雾迷蒙的状态。在东风肆虐、烟雨茫茫的天气中，百卉凋残，一片凄凉，于是词人不禁发出由衷的慨叹：“只有花难护！”前几句造足蓄势，至此词人的感情迸发而出，力抵千钧。在生活中，他奔走呼号，出生入死，力求挽救明朝的危亡，结果毫无效果。因此这一句正是反映了词人内心深处的亡国之痛。

　　下片宕开一笔，径写对明王朝的系念，但在词的意脉上仍与上片紧密相连。词人在白天看到风雨摧残的落花，到了晚上便自然联想到惨遭践踏的故国。“梦里相思”一句，为艳词中常语，然而此处用以表达爱国之情，却非常深刻而又贴切。“王孙”一辞，通常被理解为贵族子弟，如《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但这里的本意却更接近杜甫《哀王孙》中所说的“可怜王孙泣路隅”。在清兵南下之际，朱明的宗室子弟，或流离道路，或辗转沟壑，唯有少数人如唐王朱聿键、鲁王朱以海等仍在企图反抗。此处作者对明代王孙魂牵梦萦，实际上是将复兴明代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可是梦醒之后，依然风雨如磐，落红成阵。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他不得不发出“春无主”的哀叹。结二句进一步渲染出这种悲哀情绪，哭出了国家将亡的忧思。句中的“杜鹃”，又名杜宇，相传是古蜀国的君主望帝之魂所化，它隐于西山，日夜悲啼，口吻常常出血。后人常用杜鹃啼血借指失国之痛。这里说“泪染胭脂雨”系由“啼血”转化而来，则杜鹃悲鸣时流出血泪，洒在飘飏落花的风雨中，红雨满天，景象壮丽而又悲惨。词人若非怀有深仇惨痛是写不出这样的句子的。用“胭脂”形容雨中落花，前人有杜甫的《曲江对雨》“林花着雨胭脂湿”；而用以兼喻泪水的有李煜的《乌夜啼》“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陈子龙则将这些故实融会贯通，自铸伟词，赋予新意，令人读来便觉有更深刻的意蕴和更强烈的美感。

　　陈子龙比较重视诗词的寄托，他曾说过他之作诗是为了“忧时托志”（《六子诗序》）。此词形式上虽“风流婉丽”，但词人借以“忧时托志”则与其诗作是一样的，阅读时须透过绮丽的表面，去体会深永的内涵。

　　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既加冠，益慕圣贤之道，又患无硕师名人与游，尝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则又请焉。故余虽愚，卒获有所闻。

　　当余之从师也，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劲不能动，媵人持汤沃灌，以衾拥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无鲜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绮绣，戴朱缨宝饰之帽，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备容臭，烨然若神人；余则缊袍敝衣处其间，略无慕艳意,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盖余之勤且艰若此。

　　在这篇赠序里，作者叙述个人早年虚心求教和勤苦学习的经历，生动而具体地描述了自己借书求师之难，饥寒奔走之苦，并与太学生优越的条件加以对比，有力地说明学业能否有所成就，主要在于主观努力，不在天资的高下和条件的优劣，以勉励青年人珍惜良好的读书环境，专心治学。全文结构严谨，详略有致，用对比说理，在叙事中穿插细节描绘，读来生动感人。

　　此篇赠序是宋濂写给他的同乡晚生马君则的。作者赠他这篇文章，是以勉励他勤奋学习，但意思却不直接说出，而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中引申而出，婉转含蓄，平易亲切，字里行间充满了一个硕德长者对晚生后辈的殷切期望，读来令人感动。

　　第一段写自己青少年时代求学的情形，着意突出其“勤且艰”的好学精神。内中又分四个层次。

　　第一层从借书之难写自己学习条件的艰苦。因家贫无书，只好借书、抄书，尽管天大寒，砚结冰，手指冻僵，也不敢稍有懈怠。

　　第二层从求师之难，写虚心好学的必要。百里求师，恭谨小心。虽遇叱咄，终有所获。

　　第三层从生活条件之难，写自己安于清贫，不慕富贵，因学有所得，故只觉其乐而不觉其苦，强调只要精神充实，生活条件的艰苦是微不足道的。

　　第四层是这一段的总结。由于自己不怕各种艰难，勤苦学习，所以终于学有所成。虽然作者谦虚地说自己“未有所成”，但一代大儒的事实，是不待自言而人都明白的。

　　宋濂为人宽厚诚谨，谦恭下人。此文也是一如其人，写得情辞婉转，平易亲切。其实按他的声望、地位，他完全可以摆出长者的架子，正面说理大发议论，把这个青年教训一通的。然而他却不这样做。他绝口不说你们青年应当怎样怎样，而只是说“我”曾经怎样怎样，自己放在与对方平等的地位上，用自己亲身的经历和切身的体会去和人谈心。不仅从道理上，而且从形象上、情感上去启发影响读者，使人感到在文章深处有一种崇高的人格感召力量，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会在不知不觉中缩短了与作者思想上的距离，赞同他的意见，并乐于照着他的意见去做。写文章要能达到这一步，决非只是一个文章技巧问题，这是需要有深厚的思想修养作基础的。

　　其次，作者在说理上，也不是凭空论道，而是善于让思想、道理从事实的叙述中自然地流露出来。而在事实的叙述中，又善于将概括的述说与典型的细节描绘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使文章具体实在，仅在行文上简练生动，而且还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例如在说到读书之难时，作者在概括地叙述了自己因家贫无书，不得不借书、抄书，计日以还的情形后说:“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通过这样一个典型的细节描写，就使人对作者当初读书的勤奋及学习条件的艰苦，有了一个生动形象的具体感受。理在事中，而事颇感人。这也是此文使人乐于赞同并接受作者意见的又一个内在的原因。

　　而且，文章浑然天成，内在结构却十分严密而紧凑。本来文章所赠送的对象是一篇之主体。然而文章却偏把主体抛在一边，先从自己谈起，从容道来，由己及人，至最后才谈及赠送的对象。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匠心独运。在文章的深层结构中，主宾之间有一种紧密的内在联系，时时针对着主，处处照应到主，而却避免了一般赠序文章直露生硬的缺点，使文章委婉含蓄，意味深长。在写作中又成功地运用了对比映衬的手法，使左右有对比，前后有照应，文章于宽闲中显示严整，“鱼鱼雅雅，自中节度”。这一点给人的印象也是十分深刻的。

参考资料：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呜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独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毛一鹭，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头而函之，卒与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

　　嗟乎！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赠谥褒美，显荣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不有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故余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

　　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

参考资料：

　　此曲描写贵族小姐杜丽娘游览自己家的后花园，发现万紫千红与破井断墙相伴，无人欣赏，良辰美景空自流逝，感到惊异和惋惜，抒发了对美好青春被禁锢、被扼杀的叹息。全曲语言精美，以词的手法写曲，抒情、写景及刻划人物的心理活动，无不细腻生动，真切感人，流动着优雅的韵律之美。

　　这段唱词是《牡丹亭》在最有名的一支曲子，历久传唱不衰。全曲雅丽浓艳而不失蕴藉，情真意切，随景摇荡，充分地展示了杜丽娘在游园时的情绪流转，体现出情、景、戏、思一体化的特点。

　　首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写深闭幽闺的少女从未涉迹园林，这次乍进后园，只见百花盛开，万紫千红，艳丽眩目的春园物态，予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叩开了少女的心扉，然而，主人公并非只是流连其中，只“入”而不“出”，接承第一眼春色的是少女心中幻设的虚景，她预见到浓艳富丽之春景的未来走向——“都付与断井颓垣”，残败破落的画面从另一个极端给予少女强烈的震撼。“春色如许”开启了主人公的视野，使之充满了诧异和惊喜，接踵而来的对匆匆春将归去的联想则轰的一声震响了少女的心房，使之充满了惊惧和无奈。这里夹杂着深深的伤感，自己的人生春天也同样多姿多彩，然而却无一人走进来。

　　女主人公心花初放紧接着又上眉头的景象，包蕴的是无奈的情绪——“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这两句话突出了良辰美景与赏心乐事之间的矛盾，指出杜丽娘黯然的心情与艳丽春光间的不谐，春天的生机强化了她黯然伤感的情怀。现实的苦闷，青春的觉醒使得女主人公对外部世界充满了无限向往。她在这里意识到生命的困境，换个角度看待这些唏嘘，则里面并不仅仅残存着纯粹的悲观意绪，主人公情绪跌入低谷之后，仍念念不忘“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云霞翠轩”“烟波画船”，美好的事物始终深刻内嵌于少女的思维深处，读者不难从中窥探出主人公内心深处的期待，为下一段奇遇柳梦梅，为情而死的故事找到心理依据。

　　这段唱词既是景语，也是情语。人物的感情和景色交织在一起，映衬了主人公的对景自怜的伤感，其内心深处顾影自怜的哀愁在美好春光的感召下喷薄而出。此曲从喜乐到苦痛的情绪流变紧紧扣咬着从浓艳的实景向残败的虚景的转变，读者很难剖判外在之景与内在之情的严格界限，只因在此处，景现而情发，情入而景犹存。

　　此曲表现了杜丽娘游园恨晚、青春寂寞的悔怨，进而控诉了了封建礼教和封建观念对少女青春的无情摧残。杜丽娘作为一个刚刚觉醒的少女，感叹春光易逝，哀伤春光寂寞，渴望自由幸福的生活，强烈要求身心解放，这折射出明中叶后要求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对后世深有影响。在《红楼梦》中，即有林黛玉读这首曲时联想到自己的遭遇处境无限感伤的情节。

参考资料：

　　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臣海瑞谨奏；为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事：

　　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惟其为天下臣民万物之主，责任至重。凡民生利病，一有所不宜，将有所不称其任。是故事君之道宜无不备，而以其责寄臣工，使之尽言焉。臣工尽言，而君道斯称矣。昔之务为容悦，阿谀曲从，致使灾祸隔绝、主上不闻者，无足言矣。

　　过为计者则又曰：“君子危明主，忧治世。”夫世则治矣，以不治忧之；主则明矣，以不明危之：无乃使之反求眩瞀，莫知趋舍矣乎！非通论也。

　　臣受国厚恩矣，请执有犯无隐之义，美曰美，不一毫虚美；过曰过，不一毫讳过。不为悦谀，不暇过计，谨披沥肝胆为陛下言之。

　　汉贾谊陈政事于文帝曰：“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夫文帝，汉贤君也，贾谊非苛责备也。文帝性颇仁柔，慈恕恭俭，虽有爱民之美，优游退逊、尚多怠废之政。不究其弊所不免，概以安且治当之，愚也。不究其才所不能，概以政之安且治颂之，谀也。

　　陛下自视，于汉文帝何如？陛下天资英断，睿识绝人，可为尧、舜，可为禹、汤、文、武，下之如汉宣之厉精，光武之大度，唐太宗之英武无敌，宪宗之志平僭乱，宋仁宗之仁恕，举一节可取者，陛下优为之。即位初年，铲除积弊，焕然与天下更始。举其大概：箴敬一以养心，定冠履以定分，除圣贤土木之象，夺宦官内外之权，元世祖毁不与祀，祀孔子推及所生。天下忻忻，以大有作为仰之。识者谓辅相得人，太平指日可期，非虚语也，高汉文帝远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节用爱人，吕祖谦称其能尽人之才力，诚是也。一时天下虽未可尽以治安予之，然贯朽粟陈，民物康阜，三代后称贤君焉。

　　陛下则锐精未久，妄念牵之而去矣。反刚明而错用之，谓长生可得，而一意玄修。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脂膏在是也，而侈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纲纪驰矣。数行推广事例，名爵滥矣。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宫，人以为薄于夫妇。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时，盗贼滋炽。自陛下登极初年亦有这，而未甚也。今赋役增常，万方则效。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县罄，十余年来极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

　　迩者，严嵩罢相，世蕃极刑，差快人意一时称清时焉。然严嵩罢相之后，犹之严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清明世界也。不及汉文帝远甚。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内外臣工之所知也。知之，不可谓愚。《诗》去：“衰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今日所赖以弼棐匡救，格非而归之正，诸臣责也。夫圣人岂绝无过举哉？古者设官，亮采惠畴足矣，不必责之以谏。保氏掌谏王恶，不必设也。木绳金砺，圣贤不必言之也，乃修斋建醮，相率进香，天桃天药，相率表贺。建兴宫室，工部极力经营；取香觅宝，户部差求四出。陛下误举，诸臣误顺，无一人为陛下正言焉。都俞吁咈之风，陈善闭邪之义，邈无闻矣；谀之甚也。然愧心馁气，退有后言，以从陛下；昧没本心，以歌颂陛下，欺君之罪何如？

　　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也，人未有不顾其家者。内外臣工有官守、有言责，皆所以奠陛下之家而磐石之也。一意玄修，是陛下心之惑也。过于苛断，是陛下情之伪也。而谓陛下不顾其家，人情乎？诸臣顾身家以保一官，多以欺败，以赃败，不事事败，有不足以当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遂谓陛下为贱薄臣工。诸臣正心之学微，所言或不免己私，或失详审，诚如胡寅扰乱政事之说，有不足以当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君意臣意偶不相值也，遂谓陛下为是己拒谏。执陛下一二事不当之形迹，亿陛下千百事之尽然，陷陛下误终不复，诸臣欺君之罪大矣。《记》曰：“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今日之谓也。

　　为身家心与惧心合，臣职不明，臣以一二事形迹既为诸臣解之矣。求长生心与惑心合，有辞于臣，君道不正，臣请再为陛下开之。

　　陛下之误多矣，大端在修醮。修醮所以求长生也。自古圣贤止说修身立命，止说顺受其正。盖天地赋予于人而为性命者，此尽之矣。尧、舜、禹、汤、文、武之君，圣之盛也，未能久世不终。下之，亦未见方外士自汉、唐、宋存至今日。使陛下得以访其术者陶仲文，陛下以师呼之，仲文则既死矣。仲文尚不能长生，而陛下独何求之？至谓天赐仙桃药丸，怪妄尤甚。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因则其文以画八卦。禹治水时，神龟负文而列其背，因而第之，以成必畴。河图洛书实有此瑞物，以泄万古不传之秘。天不爱道而显之圣人，借圣人以开示天下，犹之日月星辰之布列，而历数成焉，非虚妄也。宋真宗获天书于乾佑山，孙奭谏曰：“天何言哉？岂有书也？”桃必采而后得，药由人工捣以成者也。兹无因而至，桃药是有足而行耶？天赐之者，有手执而付之耶？陛下玄修多年矣，一无所得。至今日，左右奸人逆陛下玄修妄念，区区桃药之长生，理之所无，而玄修之无益可知矣。

　　陛下又将谓悬刑赏以督率臣下，分理有人，天下无不可治，而玄修无害矣乎？夫人幼而学，既无致君泽民异事之学，壮而行，亦无致君泽民殊用之心。《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志，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言顺者之未必为道也。即近事观：严嵩有一不顺陛下者乎？昔为贪窃，今为逆本。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为逆者也，历任有声，官户部者以有守称之。虽近日严嵩抄没、百官有惕心焉，无用于积贿求迁，稍自洗涤。然严嵩罢相之后，犹严嵩未相之前而已。诸臣宁为严嵩之顺，不为梁材之执。今甚者贪求，未甚者挨日。见称于人者，亦廊庙山林交战热中，鹘突依违，苟举故事。洁己格物，任天下重，使社稷灵长终必赖之者，未见其人焉。得非有所牵制其心，未能纯然精白使然乎？陛下欲诸臣惟予行而莫违也，而责之以效忠；付之以翼为明听也，又欲其顺乎玄修土木之娱：是股肱耳目不为腹心卫也，而自为视听持行之用。有臣如仪、衍焉，可以成“得志与民由之”之业，无是理也。

　　陛下诚知玄修无益，臣之改行，民之效尤，天下之安与不安、治与不治由之，幡然悟悔，日视正朝，与宰辅、九卿、侍从、言官讲求天下利害，洗数十年君道之误，置其身于尧、舜、禹、汤、文、武之上，使其臣亦得洗数十年阿君之耻，置其身于皋陶、伊、傅之列，相为后先，明良喜起，都俞吁咈。内之宦官宫妾，外之光禄寺厨役，锦衣卫恩荫，诸衙门带俸，举凡无事而官者亦多矣。上之内仓内库，下之户、工部，光禄寺诸厂，段绢、粮料、珠定、器用、木材诸物，多而积于无用，用之非所宜用，亦多矣。诸臣必有为陛下言者。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则在陛下一节省间而已。京师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一节省而国有余用，民有盖藏，不知其几也。而陛下何不为之？

　　官有职掌，先年职守之正、职守之全而未行之。今日职守之废、职守之苟且因循，不认真、不尽法而自以为是。敦本行以端士习，止上纳以清仕途，久任吏将以责成功，练选军士以免召募，驱缁黄游食以归四民，责府州县兼举富教使成礼俗，复屯盐本色以裕边储，均田赋丁差以苏困敝，举天下官之侵渔，将之怯懦，吏之为奸，刑之无少姑息焉。必世之仁，博厚高明悠远之业，诸臣必有陛下言者。诸臣言之，陛下行之，此则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一振作而诸废具举，百弊铲绝，唐、虞三代之治粲然复兴矣，而陛下何不行之？

　　节省之，振作之，又非有所劳于陛下也。九卿总其纲，百职分其任，抚按科道纠举肃清之于其间，陛下持大纲、稽治要而责成焉。劳于求贤，逸于任用如天运于上，而四时六气各得其序，恭己无为之道也。天地万物为一体，固有之性也。民物熙洽，熏为太和，而陛下性分中自有真乐矣。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与天地参。道与天通，命由我立，而陛下性分中自有真寿矣。此理之所有者，可旋至而立有效者也。若夫服食不终之药，遥望轻举，理之所无者也。理之所无，而切切然散爵禄，竦精神，玄修求之，悬思凿想，系风捕影，终其身如斯而已矣，求之其可得乎？

　　夫君道不正，臣职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于此不言，更复何言？大臣持禄而外为谀，小臣畏罪而面为顺，陛下有不得知而改之行之者，臣每恨焉。是以昧死竭忠，惓惓为陛下言之。一反情易向之间，而天下之治与不治，民物之安与不安决焉，伏惟陛下留神，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不胜战栗恐惧之至，为此具本亲赍，谨具奏闻。

　　海瑞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和好官。他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清廉正直，节俭朴素，言行一致，关心人民疾苦，不屈不挠地和贪官污吏、大地主恶霸进行斗争，连皇帝也不例外。在地方官任上，他拒绝向上司行贿、取消知县的额外收入，改革赋役，清丈田地，勒令大地主退还侵占的民田，兴修水利，昭雪冤狱。在吏部右侍郎（中央人事部门副长官）和右都御史任上，下令取缔南京各衙门无偿要求市民供应物资的陋规，建议恢复贪赃满八十贯（千）处绞刑的法律，等等，为百姓做了一些好事，博得当时广大人民的歌颂和支持。他打击豪强的故事，直到现代还在民间广泛流传。

　　这篇文章是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海瑞任户部主事时写的。海瑞写这篇文章的时代，明王朝已趋于衰落，土地大量集中，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军备不整，俺答（鞑靼族首领）、倭寇不断侵扰，官吏贪污成风，百姓困苦不堪，而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明世宗朱厚熜，却一心修道，不理朝政。海瑞眼看这种情况，怀着满腔愤激，写成这篇历史上出名的奏疏。

　　在明朝，文臣直言是一种道德标准，来体现士大夫的风骨以及对皇帝的忠心。比如明世宗登基初期的大礼议问题就有数百位官员跪在宫门前死谏，最后受到的处罚也是极其残酷的。一般御史上疏都是巧妙的避重就轻，只为博取名声，而不会真得罪皇帝，祸延子孙。所以海瑞的治安疏在当时看来无异于求死申请书。首先，他指责朱厚熜迷信道教、妄想长生、错聩误国的过失，指出天下弄得“吏贪将弱”、“民不聊生”，都是由于他的“误举”所致。甚至讽刺他的年号“嘉靖”，意味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另一方面，对一般官吏阿谀逢迎、只顾个人身家禄位的卑鄙自私行径，也尽情地加以揭露。最后提出自己改革政事的具体意见，希望采纳。

　　海瑞虽然在上奏疏之前已经托人买好棺材表示死谏的决心，但明世宗并没有杀死他，而是在大发雷霆之后听说海瑞决心赴死的气概转而沉默不语，只是下旨把他关押起来听后处置。明世宗到死都没有真的处置海瑞，在明世宗驾崩后，狱卒为海瑞准备好饭菜预祝他出狱，海瑞以为是杀头前的送行饭所以大快朵颐，哪知是皇帝驾崩了，痛哭流涕，把吃的饭又都全吐出来了。体现了那个时代以忠君为最高道德准则，海瑞的上疏并不是要与皇帝为敌，而是用直言的方式表达忠心。

　　该篇字句各种刻本略有不同，以文字较为明白通顺的《丘海二公集》合刻本为准。